《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达维、杨文宇/武汉、上海报道

　　换器官像换汽车零件一样方便，那当然好，可是，中国人近期还享受不到

　　65岁的张俊明是东南大学教授。20年前，因为心脏瓣膜狭窄，心脏严重供血不足，他动了一次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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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常常嘴唇发紫，呼吸困难。医生说，他的心脏又供血不足了。

　　最近，自从他在南京铁道医学院再一次动了心脏手术，换上了一个人工瓣膜后，他的脸色开始红润，饭量也增加了不少。术后一个月，他开始骑自行车上班。

　　张先生的手术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而现在，医院不仅做到了，还做得很成功。只是他为此付出了12万元，换了一个从国外进口的人工瓣膜，而且全自费。同等效用的国产瓣膜才4万元，但他拒绝了。

　　对于普通病人来说，12万元是他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可像张先生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拒绝了国产的人造器官。

　　人造耳朵只是摆设

　　4月底，中国的顶尖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在武汉讨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的最前沿进展。

　　在这个领域，两项奇迹引人注目：1998年，一只背上长着人耳朵的老鼠震撼了全世界;2001年，一个颅骨破损达6×6厘米的男孩在上海被利用组织化人工颅骨修补成功。奇迹的创造者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973”组织工程学首席科学家曹谊林。

　　人造耳朵，是曹谊林在美国做博士后时就获得的成果，是先取一种生物兼容性良好、并可被人体降解和吸收的特殊生物材料，制成人耳模型，然后将牛的软骨细胞在体外培养成活后，“种”到模型上去，使之很好地吸附并引导细胞生长。

　　模型材料为细胞提供了一个能进行新陈代谢的海绵状空间，使细胞在预先设计的人耳模型支架上生长。一周过后，他将这一复合体植入到没有免疫反应的裸鼠背部皮下。再经过6周时间的培养，复合体中的特殊生物材料逐渐被裸鼠身体降解吸收，而细胞则依附于模型形成了新的软骨，裸鼠背上就成功长上了人耳朵。

　　组织工程化颅骨是通过抽取骨髓中的基质干细胞，基质干细胞具有成骨功能，经过三五个星期的培育人工培养繁殖，基质干细胞成倍扩增，把这些细胞种植和吸附在一种生物材料的支架上，然后一并移植到头部。这种支架在人体内逐步降解、被人体吸收和排泄，最后形成人工颅骨弥补病人头上的空洞。

　　不过，曹教授也承认，现阶段复制出的耳朵或是骨骼，只解决了组织器官的组织架构，没有神经,没有血管分布，没有器官应有的任何功能。耳朵、骨骼都只是一个“摆设”。

　　从商店里买器官还要等几十年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周长忍对《瞭望东方周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细胞在距离血管200微米以上，其营养和代谢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工程化组织的血管化和神经化问题是组织工程必须要解决的内容，否则所有的人工器官都将只有形状，没有相应的功能。

　　“973干细胞项目”首席科学家李凌松教授则表示，“只要复制器官，就肯定要解决3个问题，这是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根本做不到的。这3个问题是:复制出器官的血液供应;复制出器官的神经功能，完成大脑的神经支配;复制器官与人体生理环境中的协调。这是一个融合生物工程、材料工程、干细胞生物工程于一体的多方合作项目。”

　　解决这3个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在5年之内还做不到？《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根本问题在于对人造器官的推广由实验室到商业化发展的考量。

　　组织工程研究目前面临着两难:如果使用病人的自体细胞来制造器官，则在临床上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它避免了人体免疫系统对新器官的排斥，但是很难商业化，因为每个人的个体特征都不同；如果使用异体细胞制造器官，那么在商业化上就比较可行，但费用昂贵。

　　周长忍因此认为，现在临床上用的许多人工器官，还不属于组织工程学器官，还只是能实现器官的部分功能，不能完全与人体吻合。

　　“有人说，要实现器官可以从商店里买的目标，要到2050年，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可能没那么久，起码我们朝这个目标在逐步靠近，逐步把组织工程的成果应用到临床上，先修补骨缺损等临床问题。”周长忍说。

　　最根本的是国产器官的质量问题

　　在真正的人工器官尚可望不可及的情况下，如何让现有的组织工程技术更好地适用于人体就成了最直接也最迫切的问题。

　　现在简单的人工皮肤、人工骨骼、人工肌腱已经渐渐可以在临床上满足人体组织人工修复的需要，而最复杂的，是人工心血管的修复，主要包括人工血管和人工瓣膜。

　　2003年4月21日，国际上首例接受主动脉全弓置换手术的婴儿康复出院。这名出生仅52天的婴儿，因先天性主动脉弓发育不良，导致呼吸困难，生命垂危。济南军区106医院心脏外科专家乔彬为他换上了一条人工血管后，既改善了患者目前全身供血的需要，又能保证重建后的主动脉弓随患儿年龄的增长而生长，手术中使用的是进口人工血管。

　　西南交通大学人工器官表面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黄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虽然中国在人工器官方面的研究上也进行了十几年，但是在周期长、风险大、投入大的人工心血管上的研究比较少，像人工血管、人工瓣膜大多数都依赖进口。

　　“国内很多生产人工瓣膜的厂家都倒闭了。”黄楠不无遗憾的说。而国外的产品则气势汹汹地开赴中国市场，“国产人工瓣膜价格大概3000元，进口瓣膜价格要上万元，不过就这样国产瓣膜还是没有市场，关键是质量要比进口产品差很多。”

　　人工瓣膜就是为瓣膜缺损的心脏病人解除病痛的最有效手段，但是人体会对人工瓣膜产生强烈的排斥。在人工瓣膜开始使用的12年内，病人死亡率达58%。所以用表面改性的手段改善人工瓣膜的血液相容性并抑制细菌的黏附和生长，成为人工生物材料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黄楠说，中国在人工心脏瓣膜表面改性上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国家投入比较大，发展相当迅速，与国际上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并逐渐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

　　不过，真正让梦变为现实却还需时日。除了造价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国产器官的质量问题，特别是人造器官的材料技术问题。

　　体内装有人工瓣膜的张俊明说，他记得同病房的一个病人装的是国产瓣膜，走近那个病人身边，像是走近一只钟，心跳的声音化为“滴答”声，听得清清楚楚，太可怕了。术后两天，那个病人就死了。而他，装了进口瓣膜之后，心跳是匀称的，呼吸是清晰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可以被替换，那么人还能否称为人呢？

　　对此，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中心邱仁宗教授认为，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一般是现在发生的事件，而人造器官的实现还非常遥远，还有像材料和微小化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现在谈这件事还很遥远。从目前的情况下，器官的替换还是个别情况，还不会影响到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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